搞古典家具收藏必需知道的事儿（二）

中国古代出现了多次收藏风潮，似乎每次盛世都能点燃人们的收藏热情，而“扬古抑今”的收藏现象也绝非今天所独有。曾听胡德生老师说过一个故事：古时候，一个极为有钱的暴发户想搞收藏，便向人讨教，收藏什么样的东西最值钱？人们告诉他越老越值钱。于是他倾尽家产买了一顶大禹治水时戴过的草帽子、一件姜太公渭水垂钓时披过的蓑衣、一个周文王囚禁羑里时在监狱中用过的木碗，最后落得个披蓑衣戴草帽手拿木碗沿街乞讨的下场。这个故事是清代雍正年间编撰出的，为的就是讽刺当时那些一味“扬古抑今”的收藏者们。 可见，这种过度的历史崇拜不是古典家具收藏中的问题，而是所有文物收藏的通病。并非所有的“老旧”之物都可以称为文物，只有那些有艺术价值、文化内涵、历史意义的老物件才是真正的古董，才拥有收藏价值。古典家具收藏亦然。 中国古典家具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至明清时期达到了艺术巅峰。在此之前的宋元时期可视为古典家具艺术的发展积蓄阶段，宋元之前的家具则更多地体现了历史价值，在艺术性上并没有明清家具那样高的成就。因此，将历史早晚作为认定家具收藏价值的判定标准显然是错误的。 抛开对于制作时间的过分执著不难发现，现代新制红木家具同样拥有收藏价值。这一点在拍卖市场上也有所体现，曾经的“家青制器”专场，拍卖的就是田家青先生设计制作的具有时代风格的古典家具。这次专场拍卖创造了成交额两千多万元的不菲成绩，许多家具成交价格让明清时期的古董家具也望尘莫及。由于一些新制的古典家具从设计和工艺上都不亚于古董家具，加之珍稀木材难以再生以及一木一器的不可复制性，新制精品古典家具同样拥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误区四：工艺法典。认为雕刻越多收藏价值越高，工艺复杂程度和收藏价值成正比。 中国古典家具是工艺美术中的一个分支，因此，工艺必然成为古典家具的重要表达。然而，近年来却有一种观点，过于强调工艺的复杂程度，而忽视了诸如器型等其他因素。这不仅在收藏领域可以看出端倪，在新制的古典家具上也有体现，形成了一部分“雕刻艺术家具”的流行。 古典家具的审美标准中，器型应该始终是最核心的标准。一件器型优美的家具，无论是紫檀、红酸枝、核桃木、榆木制作的，还是制作于宋、元、明、清、民国、现代的，都是有艺术价值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是雕刻、镶嵌等工艺的楠木 恰当点缀。虽然舍简求繁可视为一种艺术风格，如法国的巴洛克、洛可可，但这种繁杂的表现手法需要恰当而适度，否则极容易走向王世襄老先生提到的“繁琐”、“赘复”与“臃肿”的“病”态之中。

搞古典家具收藏必须知道的事儿（一）

误区一：但凡明式家具一定比清式家具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更高，收藏就要收藏那些经典的古典家具款式。 王世襄老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中将明式家具推向了古典家具艺术的最高峰。随之而来的收藏热潮也紧紧围绕着“明式”的关键词展开，甚至在圈内流行起了“一明抵十清”的口头禅。“重明轻清”成为一种收藏普象。 不可否认，明式家具在艺术价值上集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是雅文化在古典家具中的最佳表达，但同时，并非所有的明式家具都是无可挑剔、完美无缺的。极简的线条增加了明式家具的制作难度，每一个弧度和角度的偏差都会让整件家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唯有具备较高审美和收藏知识，才能从众多普品之中找到那些艺术价值最高的家具。 相对而言，国内收藏市场的浮躁情绪导致许多藏家将物质收益列为首要目的，无心深究家具的艺术审美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于是，这些藏家极容易受到“重明轻清”的负面影响，片面迷信“权威”，最终做出有损投资目的的收藏行为。 清式家具虽然与明式家具在艺术价值取向上不同，而且记录着满清统治之后的审美变化，但其制作工艺是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嵌镶、雕刻等诸多复杂的手工技艺被吸纳进家具制作之中，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文人风格的艺术表达。或许这正是清式家具最成功的地方：创造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古典家具风格，而不像如今的红木市场这般陷入无止境的仿制之中。 除了偏执于明式家具之外，还有一部分收藏者对个别经典款型格外迷恋，这里尤以紫禁城中的宫廷家具最为突出。在这种市场需求之下，“生产”也就应运而生。从紫禁城到颐和园，几乎所有出身高贵的家具都能在民间找到类似的仿品。其实，对于古典家具收藏而言，真正最有价值的不是所谓的经典款型，反而是那些器型相对特别的家具。它们以其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成为收藏市场的真正宠儿。收藏最忌的就是形成某种绝对的认知观，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找到相对正确的收藏方向。 误区二：漆木(柴木)家具是民间家具，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只有用黄花梨、紫檀制作的家具才有收藏价值，但凡黄花梨和紫檀家具都是有收藏价值的。 珍贵木材价格一路走高，收藏在如今更多地表现出了唯材质论的趋势。一些人在谈及黄花梨与紫檀家具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羡艳的感叹，大有世间良材除此二种便无其他的意味。不可否认的，黄花梨与紫檀的确是制作古典家具的上选之材，但一件家具作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并非仅由原材料决定，正如砖雕艺术，砖石本是普通而廉价的材料，但雕刻成艺术品之后却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种将木材视为收藏唯一标准的观点，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无法立足的。一方面，并非所有的黄花梨、紫檀家具都有收藏价值。虽然，在拍卖市场上我们常能见到那些拍出天价的黄花梨、紫檀家具，但同样在拍卖市场上也有大量未能成功拍万年青 出的黄花梨、紫檀家具，究其原因，除了拍卖行情和拍品定价的影响之外，工艺和器型的优劣高下是导致同样材质的家具却命运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明代苏州文人使用的黄花梨家具和同时期海南乡间使用的黄花梨家具其艺术价值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器型庸俗、比例失调、工艺粗糙的家具，即便是用名贵材料制作的依然没有收藏价值。 另一方面，一些漆木(柴木)家具也拥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这些家具主要包括了南方的榉木家具、北方的榆木家具等。早在明中期之前，中国古典家具就已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当时制作家具所使用的都是国内出产的优良木材。而且即便在红木成为宫廷家具主要用材之时，宫廷中也不乏漆木家具的点缀，黑漆彩绘屏风、雕漆宝座……这些家具在如今的故宫家具图录中并不鲜见，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只重材质却无视漆木家具艺术价值的观点是何等谬误。同时，由于古典家具的收藏价值是由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等共同构成的，因此，漆木家具未来的收藏空间不容小觑。

广作：别样的“混血儿”风情

[摘要]它厚重，坚持着一木成就一器的笨重，却又精致，精雕细琢下是它姣好的面容；它传统，骨子里流着的是红木文化的血，却又“不安分”，偏要给自己增加些许西洋的趣味；它，异想天开，是十足的“混血儿”，它是谁？它，就是广作家具。 它厚重，坚持着一木成就一器的笨重，却又精致，精雕细琢下是它姣好的面容；它传统，骨子里流着的是红木文化的血，却又“不安分”，偏要给自己增加些许西洋的趣味；它，异想天开，是十足的“混血儿”，它是谁？它，就是。 “西番莲”是受欧洲洛可可、巴洛克风格影响的一种纹饰，后来成为了广作家具的“常客”（图为紫檀雕西洋花纹扶手椅） 明代，来自彼岸的西洋文化第一次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充满东方气息的国度，直至清代中叶，繁荣的贸易口岸更是使得广州十三洋行附近集满来自西方商人与传教士，西洋文化开始大量传入。当岭南文化遇上西洋文化，随之产生的便是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段时间诞生了大量带有“洋味”的东西，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而“混血儿”广作家具，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 这位“混血儿”继承的还是中国的血肉，多采用酸枝与紫檀等一色木材，并不喜欢加一些别的色彩。都说，榫卯是红木家具的灵魂，这个灵魂亦然是广作家具最美的一个部分。虽为“混血儿”，但广作家具并没有丢弃红木家具最传统与原始的一些东西，很多重点部件结构和装饰工艺仍保持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工艺方面同样让人啧啧称奇。 镶嵌大理石的广作家具是为了迎合西方人追求炫彩绚丽的审美情趣（图为广作紫檀嵌石面小桌） 要说广作家具最突出的地方，大概就是那“纯西味”了。专属于欧洲的巴洛克与洛可可风格邂逅了岭南文化之后，强烈的视觉效果、华丽的纹饰开始在广作匠人的手上出现。“西番莲”、“葡萄藤”“东洋花”等纹饰相继出现，特别是“西番莲”纹饰，成紫檀手串价格为广作家具的常客，疏密有致。“缠绕”在椅子四周。而且这一缠，便是一个时代。当然除了纹饰之外，很多巴洛克、洛可可家具的架构也被运用在广作家具上，其独特的造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拱形的连脚枨、S形和X形的桌椅腿脚与中国古典家具的“上半身”糅合在一起，一改传统家具“正襟危坐”的特点，把原本中需要更多“直”的线条，偏向“曲”，坐上去更加舒适。 在广州的西关大屋，陈列着众多镶嵌大理石的广作家具 在广州的“西关大屋”，陈列着一部分广作家具，有缠绕着西方风格的家具，亦有一部分是镶嵌的家具。大理石、玻璃油画都是广作家具最常镶嵌的内容，但大理石的镶嵌其实会运用得更加广。放眼广州的老宅，都少不了一套镶嵌大理石的餐桌。大理石的镶嵌也并非空穴来风，除了迎合西方人追求炫彩绮丽的审美情趣外，更重要的是，广东的夏天炎热难耐，加之广东云浮又盛产大理石，把家具与大理石加以结合，有避暑的作用。这位既西化又实用的“混血儿”，就这样走进了平常百姓家。值得一提的是，广作家具的风格还一度受到朝廷的追捧，影响着京作家具。进得了朝廷，入得了百姓家，广作家具就是有如斯魅力。 西番莲纹饰 走在如今的广州，广作家具或者不像清朝民国时期一样流行，但依旧能在老宅上寻找到它的身影，感受属于它别样的风情。广作家具，交融着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见证了一个时代，并随着时间，不断传承与美丽下去。（来源：第二十九期《》杂志 陈雪聪∕文）